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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二里头新发现:这里的夏人主食为稻
本帖最后由 伊宁亚克 于 2023-2-8 18:49 编辑 转自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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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大禹治水”的来历。学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原因,说起来颇为有趣,就是按粮食颗粒数进行统计和排名,而忽视了不同粮食的颗粒其实差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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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上千年埋藏的粮食大都已经碳化,如果不是大量的堆积很难被发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浮选法”来寻找粮食:在遗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食会浮上水面。这样,人们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遗弃的粮食颗粒,观察古人在种什么、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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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2006年的二里头发掘中,对遗址土样采用“浮选法” 得到的样本显示:粟米(小米)数量最多;稻米(大米)其次,约为粟米数量的一半;其他旱作的黍、大豆和小麦数量很少。这样看来,稻米在二里头似乎不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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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很不一样,单棵植株收获的籽粒数量也相差悬殊。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但很可惜,浮选工作没有称重的报告,目前还只能通过粮食颗粒数“构拟”它们的重量。在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是“千粒重”,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现代粮食的“千粒重”数值进行折算。这也是不得已的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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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2克,稻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16-34克,即使按最低的16克计算,两者颗粒重量也相差七倍。根据这个比例,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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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份样本更多的浮选统计论文发表,包含二里头各期的277个采样,但仍是按照粮食颗粒数计算的。这次,稻米颗粒数量略超过粟米,位居第一:稻,14768粒 ;粟,13883粒;黍,2248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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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粒数略多于粟,这让论文作者觉得难以解释,便猜测这些稻米是从外地进贡来的:“通过收取贡赋的手段,从当时的水稻种植区域征集大量稻谷。”但稻谷种植区应当在哪里,古人的交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还无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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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颗粒数折算成重量,稻米的权重还要上升很多,占比84.5%,在二里头人的种植面积和食谱中占据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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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洛阳市周边,包括二里头地区,已经很少种植水稻了,但距今4000年前显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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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发源于长江流域,从6000年前以来,一直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华北传播。在距今4000余年前的华北遗址中,有很多都发现过水稻粒,但数量占比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二里头发现的水稻不可能是外来的贡品,因为在二里头人还没有建立起王朝、无法向外地征收“贡赋”的时候,他们就以水稻为主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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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二里头人并非洛河边的土着居民,他们来自位于二里头东南方100多公里的新砦聚落,而新砦和二里头之间隔着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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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聚落存在于距今4000—3900年间,面积约1平方公里,这意味着聚落人口已多达数千。在龙山时代的繁荣过去之后,这种规模的聚落已经很少见,显然,新砦人找到了某种可以使人口增殖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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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对新砦遗址也做过浮选,稻米粒数占54.37%,折合成重量的占比则是85.1%,和二里头的数据(84.5%)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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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900年前,新砦人突然向西北穿过嵩山,进入洛阳盆地,在古伊洛河北岸营建起新的家园,这就是二里头的来历。新聚落和新砦规模接近,也是约1平方公里,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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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地层(一期),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捕鱼用的骨鱼叉和陶网坠,很多蚌壳制作的工具,如箭镞和用于收割的蚌镰,显示当年这里是水滨湿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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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一期(距今约3900—3800年)的聚落规模,继承了新砦遗址,面积约1平方公里,尚未发现大型建筑。不过,水稻在二里头人的粮食中已占据最重要地位:在这一期地层内,发现水稻953粒、粟155粒、黍36粒。这个比例和新砦可谓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二里头聚落规模不算大,还不可能统治到较远的地方,所以水稻肯定不是外来的“贡赋”,只能是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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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中有一处很特殊的记载,说大禹在治水期间曾经让他的助手“益”给民众散发稻种,在低洼多水的地方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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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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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推广稻作在其他古书中都没有相关记载,但在《史记》中却出现过两次。这应当不是司马迁的笔误,而且,在新砦和二里头考古中也都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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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大禹的传说中,治水的背景是大洪水泛滥,所以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华北曾出现过一些古国,但在4000年前陷入萧条,原因就是那场传说的大洪水。但这个观点很难成立,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华北以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从而聚落也就可以远离河谷低地。龙山时代最显赫的古国,如山西陶寺、清凉寺和陕西石峁,都坐落在山前和梁峁地带,比临近的河谷高出数十米,不太会遭受洪水威胁。总之,它们的衰落可能各有原因,但不会是因为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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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会被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但参照考古成果,我们还是能发现“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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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上古和后世地理环境的区别,需要多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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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江河下游的平原地带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如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但上古的石器时代则截然相反,在没有人为筑堤干预的情况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漫流状态,而湿地沼泽并不适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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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这样描写黄河下游的景观:“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里的“九河”不是确切数字,是泛称,指下游黄河形成多条扇状分岔,泛滥成为广阔湿地,与海滩相连。这是上古时代未经治理的下游平原面貌,而内陆的平原地区,其环境也与此类似。比如,关中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大量和水有关的元素,捕鱼的鱼钩、网坠,用蚌壳制作的各种工具,乃至陶器上画有大量鱼类图案等。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台地,远离湿地水滨,看来古人也会到湿地中渔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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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华北地区龙山时代的遗址中,普遍有少量稻谷,虽然占比很小,但说明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利用湿地边缘种植水稻。新砦—二里头人则走得更远,他们已把水稻作为主粮,而这就需要开发湿地,排干沼泽,将其改造成拥有灌排水系统的稻田。简而言之,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砦—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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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旁证。战国的孟子这样描述大禹的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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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这其实是新石器晚期以来几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比如,古罗马城是在公元前6世纪王政时期的排干沼泽工程中初步建成的,甚至直到工业时代初期,巴黎的凡尔赛宫,乃至整座圣彼得堡市,也都是排干沼泽后营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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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现代社会,平原地区的人口最密集,产业也最集中,但这已经不是石器时代的本来面貌,而是后来人工改造地理的产物。新砦—二里头人可谓这个变化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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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造湿地、扩大稻田的工作并非新砦—二里头人的首创,南方稻作的良渚和石家河古国都曾经有过这种工程,比二里头要早一千年甚至更多,但都还没形成持续的效果就先后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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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华北,改造平原湿地的工作,起步虽晚,却更有成效和持续性。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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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可能是因为比起南方,华北降雨较少,更容易排涝,且粮食作物更多元,既有水稻,也有旱作的黍、粟、豆和麦,这样的话,改造初期的湿地适合种植水稻,但随着气候暖湿程度的减弱,二里头这种“稻作殖民地”会逐渐回归旱作,同时,稻田灌溉技术被保留下来,继续用于粟、麦等北方作物,而这对于旱作农业的增收有重要作用。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继夏朝之后,商朝和周朝都建立在华北的平原地带,并奠定了此后直至秦汉的“华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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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后世相比,新砦—二里头的人口基数仍然很低,改造湿地平原的工作也很有限。新砦属于豫西山地与河南平原的交界带,地势相对低平,向东就是广阔的大平原—古湿地,但新砦人却没有东进,而是选择了洛阳盆地的二里头,究其原因,这很可能是因为:洛阳盆地面积有限,二里头周边的微环境更容易改造;他们当时的人口规模也还不足以全面开发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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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砦人有机会扩展稻作农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从陶器器型看,新砦属于主要分布在淮河、汉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北岸稻作区的煤山文化,且位于煤山文化的最北边,稻作和旱作农业的杂糅地带。正是在此基础上,新砦人用水稻开发了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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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新砦人并不是从南方的煤山文化中心区搬迁而来的移民,因为没有发现他们饲养水牛的证据。水牛是热带、亚热带动物,直到今天,也还是只能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新砦和二里头出土过很多人工饲养的牛骨,但都属于黄牛,没有水牛,说明他们并非从南方迁徙而来。新砦人的先祖应当是以旱作为主的本地土着,后来因被南方蔓延来的煤山文化同化,从而学会了水稻种植。二里头出土过犀牛和鳄鱼的骨头,可见当时华北的气候比现代更湿热。至于为何水稻比水牛先传播到黄河流域,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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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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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中先生等在《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载于《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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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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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新世大暖期较为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从裴李岗文化到安阳殷墟绵延长达5500年的时段中,几乎都不断地发现有稻作文化的遗存,并呈现出不断进步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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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裴李岗文化时期稻作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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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稻作是目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最早出现的时期。这一时期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在黄河中游陕西西乡县李家村还发现有属老官台文化类型遗址的稻谷印痕。[31]在黄河下游山东济南长清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32]在贾湖遗址的一些红烧土块上发现了稻壳印痕,经鉴定为栽培稻。并在对遗址灰土的筛选中获得数千粒炭化稻米。还鉴别分析出该遗址的水稻叶硅酸体和水稻颖壳双峰乳突碎片标本。[33]专家分析认为,贾湖古稻虽已驯化为栽培稻,但与现代栽培稻还有所不同,是一种籼稻粳稻分化尚不明显且尚含有野生稻特征的原始栽培稻。[34]有学者认为,贾湖遗址可以满足稻作农业起源的内在外在的条件,至少是与长江流域并列发展的稻作农业起源地的组成部分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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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均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都在七、八千年左右,尤其是裴李岗文化内涵极为丰富。贾湖遗址作为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完全可以保证稻作生产的需要。而从贾湖古稻仍是一种籼稻、粳稻分化尚不明显且尚含有野生稻特征的原始栽培稻的状况来看,贾湖古稻的耕作方式应属稻作农业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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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仰韶文化时期稻作区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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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7000—5000年之间已处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阶段,其中仰韶文化的繁盛也适逢其时,原始农业生产呈现出空前发展的景象,稻作农业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到较快发展。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的突出特点是分布区的扩大。在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庆阳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其中包括完整的炭化稻米2720粒,碎米2000粒左右,带稃壳的炭化稻谷187粒。经鉴定,庆阳古稻已经远离普通野稻,粒形性状正在籼稻粳稻之间变动,根据庆阳所处的约北纬36°的区域,海拔较高,水稻的光温反应应属中等,推论其生育期当在140—150天左右,属于早中稻类型。[36]庆阳古稻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靠西北的原始稻米标本,在中国农业史上颇为重要。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乡县何家村和华县泉护村发现有红烧土的稻谷印痕。[37]在中原地区发现了较多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这些地点包括在三门峡市交口乡南濒临青龙涧河附近的交口遗址炭化稻米,已鉴别为被人加工过的脱壳粳米。[38]在同属三门峡的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发现了稻谷印痕。在属仰韶文化中期的洛阳市高崖遗址也发现了稻粒印痕。在郑州市北郊大河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在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了稻叶、稻秆、稻粒的印痕。在南阳盆地的淅川下王岗、下集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稻粒和稻壳、稻秆印痕。另在南阳社旗县的谭庄、内乡县的小河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稻的遗存。[39]并在邓州八里岗发现水稻植硅石。[40]而在新发现的淅川沟湾新石器遗址中也已浮选出仰韶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谷。在对遗址中出土人骨的C和N稳定同位素的分析表明,沟湾遗址先民在仰韶文化时期即以粟、也以稻作为自己食物的主要来源。[41]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兖州北辛文化的王因遗址,发现有属于水稻的植物花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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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时期的温暖湿润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的顺利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稻作农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稻作农业的传播范围来看,其最北端到了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庆阳一带,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07。68,,北纬35。72,,这是整个全新世大暖期间稻谷种植达到的最北端和最西端。这显然与仰韶文化时期所处的全新世大暖期鼎盛时期的最佳气候条件有关。而且,除了甘肃庆阳外,在黄河中游的陕西的华县、西乡,河南的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一带,以及黄河下游的山东兖州的广袤区域内,都发现有稻作遗迹,也可以说稻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中下游交汇一带的河南地区是稻作遗迹发现最多的地区,在豫西、豫中、豫南广阔的区域内都有分布。这不由地使人与裴李岗文化时期舞阳贾湖类型的稻作文化联系起来。在仰韶文化时期,尤以豫西南南阳地区的稻作遗迹较多,而南阳与贾湖遗址所在的舞阳濒临,从舞阳到南阳社旗县的距离不足80公里,气候环境条件也较接近,且都为裴李岗文化的活动区,因此,很有可能裴李岗时期的稻作文化对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原稻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这还需要根据稻谷标本的类型、性状以及农耕技术等具体情况,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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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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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文化时期是全新世气候变化较大的时期,但在整个大暖期的大环境下,也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这一时期,在黄河中游的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水稻的灰像。[43]在山西省襄汾县发现的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也浮选出稻米颗粒。[44]在河南省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有:汝州市李楼村龙山文化遗址的炭化稻米,[45]汝州市花石乡阎寨村龙山文化遗址的炭化稻粒和稻壳,[46]驻马店杨庄龙山文化遗址水稻植硅石、[47]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炭化稻粒。[48]其中汝州李楼遗址发现炭化稻米100多粒,呈黑色,外观形态保存完整,表面纵沟清晰可辨,有的呈长圆形,有的呈短圆形,经专家鉴定,确认是人工栽培的稻米,其中既有籼型稻,也有粳型稻,还有个别的小粒型稻。李楼古稻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稻作栽培技术的新进展。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发现了较为集中和相当规模的龙山文化稻作遗址。如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炭化稻米,五莲丹土遗址发现水稻植硅体,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其中有数量较多的炭化稻粒和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在藤州市庄里西遗址发现280余粒炭化粳米,在临淄桐林遗址发现水稻植硅体,在荏平县教场铺遗址发现炭化稻粒,在栖霞杨家圈遗址红烧土中发现稻壳、稻茎、稻叶印痕。与山东龙山文化密切相关、同属海岱地区的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龙山文化遗址、五河县濠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文化遗址、赣榆县盐仓城龙山文化遗址、赣榆县后大堂等龙山文化遗址或发现水稻植硅体、或发现炭化稻粒遗存,在藤花落除发现炭化稻粒籽外,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稻作水田遗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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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时代虽然是气候波动的时期,但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在较长的时间内具备了稻谷栽培和生长的条件,加之粟作农业技术的成熟,南北之间农业技术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由此促进了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更大规模地发展。从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到河南汝州市李楼遗址,从山东藤州市庄里西遗址、安徽蒙城县尉迟寺遗址到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有更为丰富的稻作遗存,从中可见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已得到较为普遍的推广。尤其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稻作农业发展更为显着,甚至在有的地方(如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稻谷种植量超过了粟,成为主要的栽培作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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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汝州李楼古稻既有籼型稻、又有粳型稻,还有小粒型稻来看,稻谷的种类已经多样化,人们已经选育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多种稻谷品种,这都反映了龙山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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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夏商时代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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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夏代,很容易联想到大禹治水的传说,这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期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重大事件及其深远影响。大禹正是由于治理滔滔洪水的成功,才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缔造者。《史记·夏本纪》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卑宫室,致费于沟洫。”“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51]这里的“致费于沟洫”,是说大禹致力于农田水利建设,而“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是说洪水经过治理后,可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垦辟为稻田;根据各地物产所宜,安排农业生产及贡赋事宜。大禹治水的传说,多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说明在夏代建国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卑湿”之地,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古史传说也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在传说“禹都阳城”的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学者在对灰土样品的浮选中,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炭化稻谷遗存。[52]如前所述,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时代为距今约4200—3750年,正处在夏代建国前后的时段。考古学者在新砦遗址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并分析出其植硅石类型以粳稻型为主,亦有少量籼稻类型。[53]在属二里头文化的洛阳皂角树遗址,也浮选出清晰可见的碳化水稻标本,报告中称:大米粒椭圆形,略扁,两侧面拱凸,各有2条纵沟,一侧边缘近基部有一胚区,胚大部脱落,成一斜向深凹缺。粒长3.3-5.69毫米,宽2.58-2.81毫米,厚1.22-1.90毫米;长宽比为1.96-2.02,也有粒细者的长宽比为2.21-2.49。经专家鉴定为粳稻。[54]属夏代文化中心区的洛阳皂角树遗址炭化稻粒的发现,为夏王朝时期已种植水稻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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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稻字。前已述及,早在1934年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辨认出甲骨文中“米覃 ”字为稻,将卜辞中“我受 ‘米覃 ’ 年”释为“我受稻年”。[55]1957年,于省吾先生释“秜”字为稻。[56] 也有学者认为“在甲骨文中原释从水写的‘黍’字并不是黍,而是稻字。”卜辞中受黍年的辞例有59见,占9.9‰,受稻年的辞例有62见,占10.4‰,其它的都不到4‰。[57] 尽管对甲骨文中的稻字的释读上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但商代晚期统治的中心地区是种植稻米的,应是值得接受的事实。商代的稻作也有考古学的证据。在偃师商城宫城内侧的祭祀坑内,浮选出大量的稻谷籽粒。[58]在郑州商城遗址检测出二里岗时期的呈扇形的水稻植硅石,表明在商代初期,郑州地区种植水稻。[59]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二里岗文化层中,也浮选出了炭化稻谷遗存,并且所占比例要比该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中的为多。说明郑州地区在商代初期要比龙山文化晚期种植稻谷的规模为大。[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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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见,夏商时代仍是稻作农业发展的时期,这无论从古史传说、甲骨文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稻作遗存,都提供了证据。夏商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稻作与全新世大暖期末期较为适宜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其间会有因气候的波动带来的稻作农业的起伏,但从总体上看,稻作农业也在持续发展着。这种发展随着西周寒冷气候的到来而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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